2017-09-30资讯

中国农场里的日本老人

川崎下了飞机,见到农场主李卫的第一句话是,“请你帮我准备好葬礼,我要死在中国。”

川崎广人比较不同肥料下小麦的生长情况

这里是中国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小刘固村。

村子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——他们前往城市里打工,留下七八十岁的老人和妇孺闲来无事,三五成群在街边聊着天。这个常住人口不足700人的偏僻乡村,距市区车程60公里,村中随处可见的2层小洋楼和平整的泊油路,证明村民们生活还算安逸。

村子东南角有一个农场,农场主李卫包了400亩地,养殖散养鸡、种植各种农作物、建立堆肥厂。但村民们还是习惯叫它30年前的老名字——“猪场”,它现如今的全名是“小刘固农场”。

这里住着一名71岁的日本人,他叫川崎广人,在农场进行着一项循环农业的实验。

实验说起来不复杂,核心就是用猪粪、牛粪、鸭粪、米糠、发酵粉、酒渣通过高温发酵制成堆肥,用以代替化肥农药或者降低后两者的使用量。

这场实验一做就是4年,虽然川崎和李卫每天披星戴月,可依旧没有取得成功。村里人认为川崎这一套不靠谱;来农场取经的年轻人,很多待了三天就走了;由于生活习惯的差异,这位日本老人还和农场职工起了冲突……

可他依旧信心满满,有人问他推广循环农业的梦想什么时候能实现,他一直说,“就快了,就快了!”

农场里的日本老人

9月20日凌晨四点钟,农场里的所有人包括公鸡都还沉在睡梦里,川崎广人从地铺上爬了起来。尽管川崎已经在小刘固农场生活了4年,但比起躺在床上,他还是习惯打地铺,他在日本这样睡了60多年。

川崎迅速穿上那套沾满污渍的深蓝色工服和五星军帽,一边整理衣衫一边走向农场后面的堆肥厂。

他熟练地从鼓风机上拽出拧成团的气管,插进一人多高的粪堆中。用鼓风机打入大量空气,能让粪便的微生物分解效率更高,发酵得更充分,肥力更强也更均匀。

接着他开始巡视大棚、堆肥,7点半主持晨会,白天为在农场深造的研修生授课,下午和晚上一直憋在办公室里修改培训会的PPT,除了中午1小时的休息外,他得一直忙到晚上9点钟。

以打开一瓶啤酒为讯号,一天的工作才算宣告结束。

这一天的安排也是他现在人生的全部:运营小刘固农场;培养循环农业人才,对有志于循环农业的年轻人进行为期一年的技术培训,再把他们送到日本农业公司工作两年;推广循环农业理念。

这些工作有了阶段性的成绩。原本亩产千斤的小麦在浇灌了几年堆肥后,产量升至1200斤左右;第一批农场20人参加的研修生项目,有3人被日本公司接收;培训会办了13届,近700人参加,参与者有环保人士、大学生、农业公司负责人和政府官员。

川崎还投资5万多元,架设了1000亩地的液肥管道,供当地农户免费使用,“帮农民们赚了钱,他们就会相信我”。

川崎喜欢在工作后拍照留念,热衷于发微博,享受在人群中央的感觉,他渴望被人看见自己的价值。他有21万微博粉丝,2015年,一次为村子里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求助让他声名鹊起。

可与他的微博影响力和工作不匹配的是,在当地村民眼中,川崎依旧是“那个猪场里的日本老头”。在被随机访问的十几位村民中,鲜有人能说清川崎是做什么的。一位农民使用了农场液肥,理由是“反正不要钱。”

“那个日本人,见过,没说过话。”一位88岁的老爷子说,“咱中国人,不和日本人说话。”

“什么专家,他要真是专家,怎么没有工资也没赚钱。”住在农场东边200米左右的一名中年男子不耐烦地说。

“我很幸福”

川崎广人从田垄两侧抓起了两把土,左手的土呈现颗粒状、呈黄色的,是长期施用化肥的结果,右手里深褐色、有黏性的土壤是用堆肥灌溉的。

“今年,农场有机小麦一亩地(比往年)高出100斤”,川崎略显兴奋。面对有人认为化肥肥力强、产量高的观点,川崎叹着气并摇头道,“堆肥种出的产品好吃,安全,减少疾病,产量更高。”

在这个日本老人眼里,这是常识,可现实告诉他他错了。

2006年,在日本消费者合作社工作的川崎面临退休,机缘巧合下他以农业研究者的身份应邀到青岛农业大学访问。

川崎广人调研发现,中国农村因大量使用化肥、农药导致了土地、水污染和土壤板结现象。而中国现在的农民,大部分已经不制作或不懂怎样制作高质量堆肥。

他决定扎根中国推广已被日本验证的循环农业技术,让退休后的人生变得有价值。

“川崎先生是一个必定会优先一切考虑价值和生存意义的人”,合作社的老领导、同乡加藤善正回忆道,川崎从少年时代就是日本共产党的拥趸,参加了1960年爆发的反对《美日安保条约》和修改和平宪法的公民运动。

参与运动的个人代价极为惨重,川崎和他的家人、亲族都受到株连,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工作。以至于他年近30岁才第一次吃到肉食,此前只吃过猪内脏。但川崎不在乎,反而自豪于这场运动阻止了修宪,使日本避免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。

辛勤工作一生后,川崎对退休生活产生了恐惧。“在日本,60岁退休,没有给老人的工作,老人呆久了,病了就坏了,家庭也坏了。”川崎说着,脑袋向后仰起,双手举高,双眼翻白,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样子。“我就变成这样,但是我在中国推广循环农业,这种人生价值在日本没有,所以我幸福”

回国后,川崎开始自学中文并决定有一天能回中国农村。川崎通过翻译农业论文,攒了些钱。2013年,他便背起30公斤的行李和20万元钱,开始了“云游万里中华”的计划。

从甘肃天水一路东行,从内蒙古到北京直至河南,这一路远不如云游般诗意。彼时业已67岁的川崎做过除草工、睡过大通铺。在北京连200元一个月的工作都没人雇他,最惨的时候有上顿没下顿,更别提施展循环农业的抱负了。

直到经朋友介绍,川崎以访客身份来到了小刘固农场。他发现这里还在坚持使用堆肥,但技术并不成熟导致了亏损。他意识到,这可能是施展抱负的机会,便住了下来。

农场主李卫回了郑州,随后的一个月,川崎每晚都会给李卫写邮件,建议如何改造农场、建立循环农业。但他没有收到一封回信。

两个月过去,一天晚上,李卫偶然打开几乎弃用的旧邮箱,发现了几十封未读邮件,全部来自于那个只有一面之缘的日本老头,她逐封阅读了信件。

李卫之前是《河南日报》的记者,2009年父亲李敬斋过世后接管了农场。她事后才知道,收不到回信的川崎四下问村民“有没有见到李卫”。那晚她枯坐至深夜,最终决定搬回农场,和川崎一起改造农场。

顽固的“火药桶”

川崎是个“火药桶”。

村子里一个上小学的男孩偷了农场的三根甘蔗。当晚,母亲和孩子带着偷来的甘蔗来农场赔不是。李卫害怕川崎发脾气,把他推进了办公室。

“啊!”隔着办公室的门,川崎发出一声怒吼,玻璃被震得嗡嗡响。

“这是最低限度的文明,没有人教他们”,“这不是第一次了,小时候偷东西,几个孩子一起偷,长大了怎么办”……当他想起上个月,村子里两个年轻人因为白天酒驾去世了,川崎终于忍不住了,便大声吼了出来。

办公室外的李卫有些尴尬,她看到川崎走了出来,赶忙拿起一根甘蔗递给他吃。川崎摆了摆手,“我不吃”,转身就走进了办公室。

在和川崎相处了一年的研修生胡伟眼里,老师整日笑眯眯的。大家工作不认真、开早会迟到时,老师才会讲些道理,但极少发脾气。

但“不文明”例外。

办公室的窗户上、墙上贴了很多川崎对员工的劝诫。

“我们文明人,在办公室内别吐唾沫,在足球场上随地吐痰一下子,就被退场了。”

“白天不喝白酒,因为白天喝酒是一个坏习惯,喝酒不仅让家庭瓦解,而且让公司,合作社损失更大。”

因为喝酒,川崎还发起过一次绝食抗议。

2015年3月的一天,新乡市刮起了大风,塑料大棚被吹开了豁口,冷风对刚种下去的作物幼苗是致命的。但职员们却跑出去喝喜酒了。只留下川崎一个人裹着破洞的棉衣,干望着被破坏的大棚束手无策。

“白天都喝酒,不工作,我一个人,怎么办”,他以绝食向李卫“示威”。

“农村里有喜丧事儿大家都会喝点酒,中原人豪爽,不醉不归,这里的习俗他不懂。”掌管农场8年时间的李卫更理解员工们的行为,但又担心川崎出事,李卫还是妥协了,最终解雇了这批白天饮酒的职工。

厕所脏是川崎的命门,他每餐饭最多只吃一小碗。这是他为了少去厕所刻意把胃饿小。如果厕所很脏,他就会自己跑去打扫。川崎身体力行想改变员工们的习惯,但厕所依旧脏乱。

他时不时就会爬到农场楼顶怒吼,这是他表达不满的最终手段。

现在,李卫很担心这个心直口快而又顽固的日本老头得罪人,遭人记恨,也害怕他年事已高,会气出病。

每当川崎不高兴时,李卫就先向他道歉,“你别生气也别骂员工,对不起都是我管理不到位,有什么事你都骂我,我去说他们。”

孤独

有时,川崎广人也会感觉李卫不理解他。

李卫叫他理解中国的现实,川崎抢着话说,“李卫说入乡随俗,我不,我为农场好。”

年逾古稀后,川崎的体力愈发捉襟见肘,他常常自责本应该到大棚里指导研修生工作,却常常扛不住辛苦。

“我一个人做不了循环农业”,他认为有志于循环农业,拥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年轻人才能接过他的担子,他管这些人叫“新农民”。

新农民大都是川崎的微博粉丝,胡伟在来小刘固之前,曾一次性把川崎的微博从头到尾翻了一遍,直到半夜3点钟。“我要学堆肥就要跟最牛的人学,我去过很多农场,但是真正懂堆肥的人我觉得不多”,从小生长在安徽黄山农村,胡伟甚至觉得自己的水平比很多人都高。

他记得第一天到农场来,川崎整个下午都热情地带他参观农场的田地和堆肥厂,反复讲解循环农业理念和技术。这些年轻的研修生,多少缓解了他的孤独。

川崎渐渐将工作重心转至培训会和研修生的招募,他曾为了吸引更多人报名,采取过谁来学习给1000元的方法,但有不少学员拿到1000块补助后,就溜之大吉;加之当时农场尚未盈利,这法子很快被放弃了。

现在的研修生每人每月需要交纳1500元,包括学费、住宿和三餐。但有些人只是为了堆肥技术而不是学习循环农业理念,套两天话,趁着夜深人静招呼都不打就打车走掉。

这犯了川崎的另一大忌——说谎。

“我不信任年轻人,他们说谎,觉得农业艰苦,只选择简单的路”,川崎声音略带疲惫。

李卫觉得老爷子受到了伤害,“他每次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,说到说不动为止,但其实对方要不就是为了赚钱,根本不想学习;要不就是吃不了苦。”

第一批研修生前前后后有20多人参加,最终只有3人坚持到了最后。

来农场学习的研修生合影。

川崎有两个地方可以倾诉心声,一个是微博。“微博有很多人帮助我,在微博上,我心里安定。”

另一个是农场创办者李敬斋的坟墓。川崎时常觉得,这位为官至省农业厅人事处处长,而后回乡办厂的前辈,就是他的中国知己和精神支柱。

但其实二人从未谋面,网上也搜不到关于李敬斋的只言片语。川崎对这位1942年出生,2009年过世的老人的了解和想象,全部来自于镌刻在墓碑上的铭文——“为民请命,心系农桑。归田原阳,养殖办厂。呕心沥血,惠泽故乡。”

朗诵碑文时,川崎常常不由自主得哭起来。在日本的60多年里,川崎只向上帝祈祷,但在小刘固,他开始向李敬斋祈求保佑。

“请帮我准备好葬礼”

川崎学着用李敬斋墓碑上的句式为自己作诗。

“余生任务,培养人才,期望未来,循环农业。”

去年11月份开始,川崎咳嗽症状持续恶化。晚上咳得睡不着,他只能一边看书一边熬到天亮。川崎预感这不是感冒,但因为工作忙碌便没正规医院治疗。

直到今年4月份时,川崎出差回日本。工作完成后,他去了医院,结果被诊断为肺炎。医生强制要求他住院治疗。

结果两周后,他就带着药飞回了中国。川崎下了飞机,见到李卫的第一句话是,“请你帮我准备好葬礼,我要死在中国。”他要求把墓碑建在李敬斋墓旁。

对川崎来中国的决定,夫人的态度也有了松动。

在丈夫刚刚表达出要来中国的意愿时,川崎夫人就不止一次地找到加藤正善,央求他劝丈夫放弃,至少还完房屋和两个孩子的教育贷款再走。

起初,夫人还会在邮件里试探着对他说,不要烦恼,烦恼的话,最好回日本。但她现在已经完全放弃了,69岁的夫人曾对川崎说,我决定不再依靠你了,你在中国有成就,很幸福。你放心吧,我会坚强地生活下去,坚强地死。

夫人也曾想追随川崎的事业,2014年7月,不顾丈夫的反对,川崎夫人来到小刘固。但她很难适应农场的生活尤其是厕所。经过丈夫的劝说,川崎夫人最终选择了回国。

川崎累了的时候,有时会捧起案前的汉语词典。他在这本书的书缝上,用马克笔抄录了一段摘自《圣经:新约马太福音》上的经文——

“你们要进窄门。因为引到灭亡,那门是宽的,路是大的,进去的人也多;引到永生,那门是窄的,路是小的,找着的人也少。”

这段话同样被张贴在了农场会议室的大门上。川崎觉得这是劝大家伙克服困难的金玉良言,虽然农场里没几人能够看懂,但他还是用中文勉强地解释了一下,“为人民服务,就是不能找容易的路。”

但川崎相信,死亡的那一刻,上帝会清点他人生价值的多寡并给出公正的裁决,“现在我痛苦,但死了可以上天堂。”他挑起眉毛露出窃喜的笑容。

(副标题:中国农场里的日本老人)

当前位置:首页 > 资讯